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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办卡圈钱的“跑路族”指日可待?

发布时间:2020-03-26 09:11:56 已有: 人阅读

  “先预付,再消费”俨然成为时下的一种流行消费模式,而频频曝出的健身房跑路、旅行社倒闭、共享单车押金退款难等负面新闻也将这一模式的弊端暴露出来。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商务局等部门共同起草了《关于加强预付式消费市场管理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剑指办卡圈钱的“跑路族”。《意见稿》的出台能否真正补齐监管短板与空白的“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健身行业已成为办卡圈钱后跑路的“雷区”。体育预付式消费是健身行业司空见惯的手段,一般表现为从事体育健身各类服务的经营主体采取先交费、后服务的经营模式,提前向消费者收取体育健身服务费用。

  《2019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健身服务已成为2019年上半年消费投诉重灾区,健身服务投诉7738件,投诉量同比上涨72.6%。同时《2018中国健身行业数据报告》也显示,近八成的健身俱乐部熬不过1年,行业洗牌进入白热化。

  “今年5月,海淀区紫竹桥附近的浩沙健身(豪百店)突然关门,10月,我又亲历了另外一家健身房的跑路,预交的两次会员费至今都没有着落。”家住海淀区的韦先生告诉记者,他加入了两个健身房跑路维权微信群,每个群都近500人,群内各种控诉声音不绝于耳。

  《意见稿》涉及体育健身部分,在《北京市体育健身经营场所预付式消费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及:原则上不应发售有效期超过3个月、面额(预付额)超过3000元的预付健身产品。

  不难看出,监管的核心部分主要在健身卡价消费金额以及健身年卡的使用有效期,意图以此减少频发的健身房跑路事件。

  而对预付费监管的频繁实施和逐渐细化,与国内近一年来由预付费引发的行业变动不无关系。今年以来,以浩沙为代表的俱乐部陷入大规模关店危机,包括众多二线城市的俱乐部也濒临倒闭,甚至在今年下半年一度出现以封闭培训为名、实则闭店躲避债务的现象。

  健身卡的大额预付金额虽然扩大了现金流,但事实上却是放大了负债问题。由于预付的健身卡、私教课费用大部分为负债,而伴随经营问题的出现,负债问题会进一步放大,最终导致消费分期用户的权益受损。

  然而,这并不代表全然否定预付费形式。“无论是考虑到健身用户黏性,还是健身成效的周期计划,预付费形式都是市场阶段性发展的产物。”从事多年健身培训职业的李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透露出他对行业发展的无奈,并表示相较于限制预付费花多少、用多久,或许可以通过预付费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行业发展,而此次《意见稿》的出台,更让他看到了希望。

  同健身行业一样,因旅游预付式消费而惨遭损失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尚未追回欠款的也大有人在。《意见稿》在涉及旅游市场方面——《北京市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预付式消费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禁止北京市旅行社和在线旅游经营者采取旅游预付费消费模式。

  同所有预付款消费的模式大同小异,旅游预付式消费模式即先缴纳一定比例的预付款或全款,就可以在产品规定期限内自由选择出发日期、到达的目的地等,最吸引消费者的则是这类预付旅游产品价格普遍比单独预定要便宜许多,最高可达拦腰价。

  世间没有白捡的便宜,高折扣的背后也伴随着高风险。“最早的时候,我妈带着姥姥踩过几次海涛旅游的日韩线路,刚开始体验不错,价格还实惠,后来就‘腻歪’起来了。”消费者张祎鹏告诉记者,海涛旅游运营初期,母亲以“先存款后旅游”的方式体验过几次日韩游,前几次确实是既划算又玩得好,但后来几次,眼看着好几个邻居存了钱后相应的旅行却被海涛旅游一拖再拖,再也不敢尝试这种模式。不久后,海涛旅游就被爆出因资金链断裂而大量拖欠消费者存款的新闻,张祎鹏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以低价、众筹等模式吸纳消费者资金,最终出现公司资金链断裂、无法退还消费者本金的现象不胜枚举。除了海涛旅游外,麦兜旅行、布拉旅行、青扬五洲都因拖欠大笔旅游预付款而惹上了经济官司。

  “旅游金融模式从逻辑上看是成立的,通过预存款圈定一批低价客户,再将资金用于投资理财,所获收益反哺旅游产品。但这种操作暗含了高风险,一旦遇到市场下行等变故,容易造成公司资金链断裂。”北京联合大学在线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杨彦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预付款模式存在资金用途缺乏监管、企业在风险管控方面有心态等问题,隐患极大。而旅行社属于轻资产行业,没有足够的保证金和抵押物来确保其履约能力,因此风险预警和信用监管尤为必要。

  “《意见稿》一旦真正出台,应当可以帮助消费者将海涛旅游这类长期没有解决的案例作出最终的处理。”杨彦锋如是说。

  事实上,预付式消费市场问题多的现象由来已久。早在2012年,商务部就曾出台《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就规模企业、集团企业和品牌企业发卡作出相应规定,对大企业圈定了相关规矩,然而数量多、规模小的其他企业、商家则成了“漏网之鱼”。但真正容易出问题、扰乱市场秩序的恰恰是这些游离在法律法规边缘的小企业。

  《意见稿》出台后是否能够有效约束小企业、制裁违法者、真正补齐监管短板与空白的“最后一公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意见稿》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尚未开始真正实施。应当按照科学立法、立法、透明立法的原则,尽可能地广泛征求来自各界的意见,争取早日堵塞不法分子的跑路途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预付卡内余额资金所有权应当明确归消费者,即使企业有朝一日因各种因素破产,预付款余额也应不被纳入企业破产财产,并建立第三方独立存管制度,如委托银行等机构管理预付款资金,消费者每消耗一笔账,就划掉一笔账。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也指出,《意见稿》出台后在落实方面仍存在难度,“《意见稿》对预付款账号监管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范和规定,因此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现在的预付费被卷钱跑路的情况,可将退款模式在《意见稿》中详细标明。”

  此外,记者注意到,本次《意见稿》最大的亮点是将推行失信禁入制度,对卷款跑路等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及其董事、监事、经理等管理人员,实施市场禁入。对同一经营场所反复出现以关门闭店、更换经营者等方式逃避兑付预收款的,探索对该经营场所实施市场禁入。

  朱巍强调,对于反复关店的经营主体或场所,除了企业、企业法人,企业实际控制人也应纳入到失信名单或纳入名单监管范围,这样消费者才不会被一块石头反复绊倒。

  在刘俊海看来,推行失信禁入制度是失信制裁的重要表现形式。诚信有价与诚信无价看似反义词,实系同义词。从正面看,诚信会创造无限价值;从反面看,失信者要付出沉重代价。

  目前,社会普遍存在失信收益高、失信成本低、失信收益高于失信成本;守信成本高、守信收益低、守信成本高于守信收益;维权成本高、维权收益低、维权成本高于维权收益的短板。这“三高三低”恰恰是我国市场中失信违约侵权欺诈乃至犯罪乱象的根源。

  “先预付,再消费”俨然成为时下的一种流行消费模式,而频频曝出的健身房跑路、旅行社倒闭、共享单车押金退款难等负面新闻也将这一模式的弊端暴露出来。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商务局等部门共同起草了《关于加强预付式消费市场管理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剑指办卡圈钱的“跑路族”。《意见稿》的出台能否真正补齐监管短板与空白的“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健身行业已成为办卡圈钱后跑路的“雷区”。体育预付式消费是健身行业司空见惯的手段,一般表现为从事体育健身各类服务的经营主体采取先交费、后服务的经营模式,提前向消费者收取体育健身服务费用。

  《2019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健身服务已成为2019年上半年消费投诉重灾区,健身服务投诉7738件,投诉量同比上涨72.6%。同时《2018中国健身行业数据报告》也显示,近八成的健身俱乐部熬不过1年,行业洗牌进入白热化。

  “今年5月,海淀区紫竹桥附近的浩沙健身(豪百店)突然关门,10月,我又亲历了另外一家健身房的跑路,预交的两次会员费至今都没有着落。”家住海淀区的韦先生告诉记者,他加入了两个健身房跑路维权微信群,每个群都近500人,群内各种控诉声音不绝于耳。

  《意见稿》涉及体育健身部分,在《北京市体育健身经营场所预付式消费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及:原则上不应发售有效期超过3个月、面额(预付额)超过3000元的预付健身产品。

  不难看出,监管的核心部分主要在健身卡价消费金额以及健身年卡的使用有效期,意图以此减少频发的健身房跑路事件。

  而对预付费监管的频繁实施和逐渐细化,与国内近一年来由预付费引发的行业变动不无关系。今年以来,以浩沙为代表的俱乐部陷入大规模关店危机,包括众多二线城市的俱乐部也濒临倒闭,甚至在今年下半年一度出现以封闭培训为名、实则闭店躲避债务的现象。

  健身卡的大额预付金额虽然扩大了现金流,但事实上却是放大了负债问题。由于预付的健身卡、私教课费用大部分为负债,而伴随经营问题的出现,负债问题会进一步放大,最终导致消费分期用户的权益受损。

  然而,这并不代表全然否定预付费形式。“无论是考虑到健身用户黏性,还是健身成效的周期计划,预付费形式都是市场阶段性发展的产物。”从事多年健身培训职业的李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透露出他对行业发展的无奈,并表示相较于限制预付费花多少、用多久,或许可以通过预付费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行业发展,而此次《意见稿》的出台,更让他看到了希望。

  同健身行业一样,因旅游预付式消费而惨遭损失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尚未追回欠款的也大有人在。《意见稿》在涉及旅游市场方面——《北京市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预付式消费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禁止北京市旅行社和在线旅游经营者采取旅游预付费消费模式。

  同所有预付款消费的模式大同小异,旅游预付式消费模式即先缴纳一定比例的预付款或全款,就可以在产品规定期限内自由选择出发日期、到达的目的地等,最吸引消费者的则是这类预付旅游产品价格普遍比单独预定要便宜许多,最高可达拦腰价。

  世间没有白捡的便宜,高折扣的背后也伴随着高风险。“最早的时候,我妈带着姥姥踩过几次海涛旅游的日韩线路,刚开始体验不错,价格还实惠,后来就‘腻歪’起来了。”消费者张祎鹏告诉记者,海涛旅游运营初期,母亲以“先存款后旅游”的方式体验过几次日韩游,前几次确实是既划算又玩得好,但后来几次,眼看着好几个邻居存了钱后相应的旅行却被海涛旅游一拖再拖,再也不敢尝试这种模式。不久后,海涛旅游就被爆出因资金链断裂而大量拖欠消费者存款的新闻,张祎鹏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以低价、众筹等模式吸纳消费者资金,最终出现公司资金链断裂、无法退还消费者本金的现象不胜枚举。除了海涛旅游外,麦兜旅行、布拉旅行、青扬五洲都因拖欠大笔旅游预付款而惹上了经济官司。

  “旅游金融模式从逻辑上看是成立的,通过预存款圈定一批低价客户,再将资金用于投资理财,所获收益反哺旅游产品。但这种操作暗含了高风险,一旦遇到市场下行等变故,容易造成公司资金链断裂。”北京联合大学在线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杨彦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预付款模式存在资金用途缺乏监管、企业在风险管控方面有心态等问题,隐患极大。而旅行社属于轻资产行业,没有足够的保证金和抵押物来确保其履约能力,因此风险预警和信用监管尤为必要。

  “《意见稿》一旦真正出台,应当可以帮助消费者将海涛旅游这类长期没有解决的案例作出最终的处理。”杨彦锋如是说。

  事实上,预付式消费市场问题多的现象由来已久。早在2012年,商务部就曾出台《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就规模企业、集团企业和品牌企业发卡作出相应规定,对大企业圈定了相关规矩,然而数量多、规模小的其他企业、商家则成了“漏网之鱼”。但真正容易出问题、扰乱市场秩序的恰恰是这些游离在法律法规边缘的小企业。

  《意见稿》出台后是否能够有效约束小企业、制裁违法者、真正补齐监管短板与空白的“最后一公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意见稿》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尚未开始真正实施。应当按照科学立法、立法、透明立法的原则,尽可能地广泛征求来自各界的意见,争取早日堵塞不法分子的跑路途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预付卡内余额资金所有权应当明确归消费者,即使企业有朝一日因各种因素破产,预付款余额也应不被纳入企业破产财产,并建立第三方独立存管制度,如委托银行等机构管理预付款资金,消费者每消耗一笔账,就划掉一笔账。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也指出,《意见稿》出台后在落实方面仍存在难度,“《意见稿》对预付款账号监管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范和规定,因此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现在的预付费被卷钱跑路的情况,可将退款模式在《意见稿》中详细标明。”

  此外,记者注意到,本次《意见稿》最大的亮点是将推行失信禁入制度,对卷款跑路等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及其董事、监事、经理等管理人员,实施市场禁入。对同一经营场所反复出现以关门闭店、更换经营者等方式逃避兑付预收款的,探索对该经营场所实施市场禁入。

  朱巍强调,对于反复关店的经营主体或场所,除了企业、企业法人,企业实际控制人也应纳入到失信名单或纳入名单监管范围,这样消费者才不会被一块石头反复绊倒。

  在刘俊海看来,推行失信禁入制度是失信制裁的重要表现形式。诚信有价与诚信无价看似反义词,实系同义词。从正面看,诚信会创造无限价值;从反面看,失信者要付出沉重代价。

  目前,社会普遍存在失信收益高、失信成本低、失信收益高于失信成本;守信成本高、守信收益低、守信成本高于守信收益;维权成本高、维权收益低、维权成本高于维权收益的短板。这“三高三低”恰恰是我国市场中失信违约侵权欺诈乃至犯罪乱象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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